六十年代的印尼左翼运动、农民运动与反共大屠杀|亚洲农政读书

食物主权按

印度尼西亚于1945年独立后，对当时的庄园和基础设施进行了国有化。因此，独立后印尼的农业结构既有小规模的村庄，包括一般的农户经济，也有庄园经济。1960年代，印尼已经拥有了世界最大的共产党（除了共产党掌权的国家之外）。在殖民时期，很多农业工人直接斗争对象是殖民的农场主，但是当国家开始接管之后，印尼工人直接和印尼政府、私人公司和西方政权形成了矛盾斗争关系。美国密切地、高度地关注印尼的发展状况，他们非常害怕印尼会变成另一个越南。本文阐述了1965年震惊印尼和世界的大屠杀的背景，开解这一长期被误解、被密封的迷雾；本文同时也分析了大屠杀与印尼土改和后来农业绿色革命的关系。

正文

本文是食物主权“亚洲农政”读书会讨论记录的一部分。读书会关于印尼农政变迁的文献见文末。本文主要介绍和讨论下面Ben White的这篇论文。

Benjamin White (2016) Remembering the Indonesian Peasants ‘Front and Plantation Workers’ Union (1945–1966), The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43:1, 1-16

Benjamin White 简介：荷兰海牙国际社会研究院农村社会学教授（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ocial Studies, ISS），长期研究印度尼西亚的农政变迁， 并发起了“土地交易政治研究”关注全球圈地运动。

印尼农业小史

印尼农业情况如下：2013年印尼的农业部门占到GDP的14%，相比，2013年中国农业占GDP的10%。2012年，印尼农业在就业上占到41%，同年中国的农业就业占比是33.6%。印尼被称为千岛之国，实际是由1万多个岛组成的，它30%的土地是用来做农业的。相比中国只有12%左右的土地为可耕地。

大概在17世纪早期，荷兰的东印度公司就开始在印尼建立贸易，主要以香料为主，而且基本垄断了这方面的贸易，这些贸易主要是与印度和中国来做。所以基本上在亚洲的贸易循环里面，印尼这块就由东印度公司把持着；同时东印度公司开始在这里建立甘蔗庄园，在爪哇岛生产糖。到了18世纪和19世纪之交，东印度公司申请破产，破产后基本被荷兰政府接管，发生所谓的国有化，变成了“荷兰东印度”，名称改变了一下。此前叫非正式殖民，这个时候正式殖民开始。在这一时期，一系列新的作物，还有美洲新大陆的一些作物如烟草等也开始引进印尼。橡胶和棕榈油在这个时候就开始扩展。

1942年日本入侵，1942-45年日本接管印尼，在日本接管期，印尼主要是从事粮食生产，保证日占区粮食供应。

印尼共和国成立于1945年8月。成立之后，国家对当时的庄园和基础设施进行了国有化，但是在农业方面，它基本承接了殖民时期所遗留下来的农业庄园。在农业结构方面，一方面有小规模的村庄包括一般的农户经济，另一方面，它还有庄园经济，这两种都在它的农业体系中。

印尼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棕榈油生产国，同时，咖啡、橡胶和可可等也是其主要的出口产品。

马上要讲到的政变发生在1965年，这场政变推翻了民主选举出来的苏加诺政权，产生了苏哈托的军事政权（1965-1998），苏哈托时期又叫做“新秩序”（New Order）。我负责讲的主要是1965年前后印尼的状况。文章不仅描述了政变，同时也展现了在政变过程中农民阵线（peasant front）和庄园工人（庄园联合会和工会）的情况。

我和加拿大学者Tania Li等人谈印尼的时候，她也提到，在东南亚的国家中，与泰国和菲律宾的农民运动比较活跃相比，印尼基本不成气候。本文作者Ben White也是这么看的。那么为什么印尼的农民运动不成气候？他们都认为与1965年的政变和大屠杀有很大关系：第一是形成了一系列的恐怖主义；第二是大屠杀把当年农民运动中的共产党骨干分子都根除了。这就形成了几十年的沉寂。这篇文章以此为切入点来谈这个话题。1965年发生的大屠杀死了至少有50万人，更有大屠杀的策划者和参与者承认有300万死难者，但具体的官方统计数据是没有的。那屠杀之前是什么情况呢？

大屠杀前的印尼：蓬勃的

共产主义运动和新兴的民族主义国家

1945年印尼共和国成立之后形成了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但跟第三世界新成立的国家一样，它很贫穷，也有诸多的问题。在苏加诺时期，印尼采取了多党制和民主选举的制度，相对而言这一时期政治上比较活跃，有比较多元的政治倾向和政治活动。这个时候出现了旧的政治和新的政治共存的情况。1955年（苏加诺时期）亚非的万隆会议是在印尼城市万隆召开的。周恩来当时代表中国参加了万隆会议。中国方面参加万隆会议，一方面是中国自己要打破美国对中国的封锁，广交朋友；但是另一方面，后来中国共产党对这样的新型独立国家能否真正反帝，是存疑的。民族主义的领袖们能不能真得建立独立自主的经济体系？如果要建立真正独立自主的经济体系的话，必须要与统治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势力抗争。印尼能不能做到这一点，美国能否让它做到？对于一个新近独立的民族国家而言，究竟能不能挣脱帝国主义的经济、军事对它的垄断和掌控，我们可以把印尼作为一个案例。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看这场政变。

美国和西方的一些国家对于60年代的印尼非常担忧的，理由是印尼在当时已经拥有了世界最大的共产党（除了共产党掌权的国家之外）。当时印尼共产党的领导力和影响力非常强。在1950年代中期，印尼共产党已经是印尼的第二大政党，到1965年的时候，有300万的党员，除此之外，它还与各种群众组织有广泛的联合。文中提到了各种群众组织，跟农民相关的是农民阵线（peasant front）和农场工人工会，这两个组织与印尼共产党是非常密切，还有妇女运动的组织、青年组织。这样的话，共产党在当时的影响力就不仅是其自身的党员人数，而是大概能达到2000万人。当时农民阵线的成员大概是710万，农场工人达到70万。在当时的运动中，这些组织非常活跃，农民阵线和农场工人工会在当时政治斗争的愿景是完成没有完成的印尼革命。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这些运动刚开始的时候跟印尼新政权的关系还比较友好，而印尼政权也提供了这样的一种平台，大家都可以很活跃。但是大概到50年代中期的时候，印尼国家和这些组织之间的关系就比较紧张。

左翼组织妇女组织“印尼妇女运动”（Gerwani）在农村做健康教育工作

在殖民时期，很多农业工人直接斗争的对象是殖民的农场主，但是当国家开始接管之后，印尼工人直接和印尼的国家、私人公司和西方的政权形成了矛盾斗争关系。美国密切地、高度地关注印尼的发展状况，他们非常害怕印尼会变成另一个越南。洛克菲勒当时是经常跑到印尼去，观察整个亚洲发生的情况，而且是直接给美国国务院写报告，要求在政治上高度关注整个这一地区。然后在这个时期，印尼政府也提出土改，Ben White把印尼政府提出的土改叫做“反共的土改模式（anti-communist model）”，他认为韩国、台湾、日本，以及越南南部都是这种反共土改。其模式是，以土地私有化制度为基础，给上限和下限进行一个设定，即对土地占有量不能超过多少进行设定，然后把土地租用制度变换成土地的私有制度，这种制度我们以前的读书会对台湾的土改也讨论过，所以大家对它不是特别陌生。

印尼也想推行这样的土改，但是当时的印尼共产党对这种土改显然是不满意的、不欢迎的甚至是批评的。这种反共土改依然保留了土地私有制度和农村的阶级分化，只是对这种阶级分化略有遏制，这跟中国的土改是很不同的。共产党对这种土改一开始是抵制的，但是他们发现，农民组织和农场工人开始利用土改进行切实的斗争，对地主和农场主的斗争已经开始，所以共产党还是转变其态度，开始支持这样的斗争，支持当时农民的占地运动，当然共产党不是在所有地区都推动或支持这种激烈的斗争，在有些地区采取的是比较温和的措施。

印尼农民组织与农村社会分析

那些农民运动组织和农业工人组织的积极分子，他们在大屠杀之前做了哪些事情，如何来动员农村的群众呢？

当时的农民阵线在不同的村庄做了一些调研。从组织的角度来看，他们是如何看待印尼的社会和印尼的农村的呢？有意思的是，他们在调研当中对自己干部的要求是“三同”（three togethers）、“四不”、“四必须”。“三同”跟我们中国说的同吃、同住、同劳动是非常相似的，“四不”是不要住在村庄精英的家里、不要对农民进行训话（don’t lecture peasants）、不要给所在的村庄或住的农户带来物质上的损失，还有一个是不要在农民面前记笔记；“四必须”是必须要“三同”、必须要谦虚有礼貌、必须要尊重当地的语言和文化习惯、必须要帮助当地解决问题。有趣的是，Ben White是将这个传统归结为所谓的参与式研究，其传统是来自巴西提倡平民教育的保罗•弗莱雷，通过Robert Chambers在80年代进行再次传播，现在很多NGO也在用其中的一些手法。

中国的“三同”大概是起源于抗战时期，到1950年在土改的过程中就把它正式作为一种工作手法提出来。有可能是在不同的地区，大家不约而同创造了这样的工作手法；也有可能印尼的做法并不是从巴西传过去的，而是从中国传过去的，也就是说从共产主义运动这一脉络传下来的。

他们做的第一个研究是在15个村庄进行的，提出了充当村庄吸血鬼的七种人：地主、放高利贷的、提前购买农民收成的（提前购买的话可以压价）、中间商、官僚资本主义、土匪、农村的官员(village official)。这“七种人”的提法把经济的、政治的、生产性的剥削进行了综合，指出了农民当时受到的剥削是多种多样的，不仅是一种。文章选了两个调研者，具体讲述了他们是如何调研，并介绍了他们的调研报告。重点讲了一个女生，她如何下农村，下农村以后她做了哪些事情，帮助农民做什么，如何来启发农民等等。作者如此介绍，主要是给我们看，这样的组织当时是如何发动年轻人做农村工作的，农村工作的手法是怎样的。不仅是从规矩上讲是怎样的，而且从实际去做的人身上去看如何去做。

西方势力和大屠杀的目标设定

政变和屠杀发生在1965年9月30日到10月1日之间，这一大屠杀怎么解释？

1965年2月，当时的农业工人已经开始占地，占领美国的橡胶园、轮胎公司。当时的苏加诺政府告诉美国，政府将采取临时性的措施来接管外资拥有的橡胶园，而且这个政策可能会推广到其他外资掌控的地方。这一下西方政权就开始非常紧张了，当时不仅是橡胶园，不仅是轮胎公司，包括采油的三大石油巨头也都紧张起来了。这些就是政变之前的大背景，农民运动起来了，农业工人非常活跃。你看到，他们其实没有满足于政府所谓的温和的土改方案，而是开始积极的占地，这时政府对某些占地不得不做出某些回应，这些回应又激发了西方资本对整个印尼形势的担忧和想要干预的愿望。

印尼共产党发起的反帝反殖游行，来源：印尼1982年电影《Living Dangerously》

到了1965年10月1号，这个过程是有些复杂，比如有6个军方高官被绑架，然后，不知道什么原因又被杀了。整个又形成了一系列事件。这个事件被利用，当时在印尼政府和军方当中反共的、保守的势力马上就上台了，马上开始利用这样的机会进行政变，他们政变的目的是非常清楚的：不是要解决几个高官被绑架这个事情，而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事情来解决印尼的共产党问题，它的解决方式是通过波及到几十万人的大屠杀的方式把共产党在印尼基层连根拔除。所以大部分的大屠杀是在农村地区发生的。

以巴厘岛为例，5%的人口即10%的成年人口基本上被杀害。那么谁是谋杀者呢？其实当时军方也没有那么多人在广大的农村地区进行大屠杀，因为波及的面特别广，所以他们找了什么样的人，对什么样的人进行培训做杀手呢？他们从地方上的宗教团体、保守的民族主义者团体，还有受到土改影响的既得利益团体那里吸取了很多人，对他们进行短期培训，然后就放出去成为杀手。

在农村地区进行的屠杀，来源：Mireille Thompson

而在整个大屠杀的过程中，西方外交官、西方驻印尼的大使馆，他们是知道消息的，但是他们对这个大屠杀完全是沉默，没有说大屠杀不符合人权这些话。而美国的中央情报局也基本上是支持了这场政变。文中有这样的话：CIA担心印尼军方只是解决绑架军官的问题，而不是将该问题看成是要解决共产党的问题，所以西方势力的介入更加巩固了这次屠杀的目标。

在此之后，苏哈托取代苏加诺，建立了一个所谓的“新秩序”。欧洲的法西斯运动用过“新秩序”这个词。其实，蒋介石在中国上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推行过叫“新生活”运动，也是具有法西斯意味的运动。在新秩序的过程中，不仅是把共产党非人化、妖魔化，把妇女运动也妖魔化，把争取权利的妇女说成是没有道德的。

“新秩序”与绿色革命

大概从1965年政变之后，原来的反共土改其实也没有再做了。到1970年的时候，这样的委员会及相对的机构也解散了。

而政变之前，原来有一个群众性的运动来帮助包括大学、农民阵线来为农民解决一些生产上的问题，现在已经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政变以后的苏哈托政权跟多国公司签约，让他们在印尼推动绿色革命，提供绿色革命的农资。后来印尼政权发现这样做的效果根本不好。这些公司提供农资后，农民还要将收成的1/6拿出来给它们还钱。到1970年，国家发现依托多国公司来做根本不行，于是国家不得不又把这一部分拿回来自己来做。当然也是解决印尼的粮食短缺问题，国家必须重视解决，不能完全让印尼在这块破产下去。（关于绿色革命在印尼到底是怎么开展，请大家关注我们下个星期的“亚洲农政读书”）

政变之后，原来的农民运动全部被取缔了，后来成立了一个印尼农民团结协会，英文其实是harmony，即和谐协会。但是这个协会对农民没有帮助，变成了精英垄断的、精英内部进行斗争的工具，当农民碰到真正的问题时，比如农民被大量占地等这些问题，这个组织是无法真正帮农民代言的。

1998年之后产生了一个组织叫印尼农民工会/联合会（union），这个组织目前是Via Campesina（农民之路）的成员，其口号是耕者有其田。但是，到今天为止，这个组织还是没有形成一个全国性的影响力，跟1960年代的农民阵线是无法相比的。这篇文章最后讲到，1998年苏哈托下台之后，大家都知道当年政变的历史叙述（官方叙述）是有问题的，但是到目前为止，这个叙述都没有被纠正过来。最近有国外的导演出了两部纪录片，《杀戮演绎》 (The Act of Killing 2012)和《沉默之像》(The Look of Silence 2014)都是关于这场大屠杀的，揭露了很多真相。尽管如此，到现在，官方对于死难者仍然是没有任何官方的悼念。历史的叙述仍然是扭曲的。【编注：在网上能找到的中国媒体对这一屠杀的叙述中，强调对华人的屠杀（种族视角）或者空泛意义层面的人性、道德讨论仍然占绝大多数，这些叙述仍然是去历史情境、去政治化的，无法关照当下尖锐的现实处境。】

纪录片《杀戮演绎》宣传照

讨论

问：文章部分讲共产党在大屠杀时是很被动的状态，另一部分似乎又是关于共产党的领导，并与其相关的两个组织在做乡村调研方面的叙述，我好奇这两个部分在文中的关系。

答：农民阵线和农场工人这两个组织基本上是受共产党影响的。他们在农村做了大量工作，文中讲了两个村庄调研的案例。其中的一个村庄有90%以上的人都支持共产党，支持这两个组织的，还有一个村庄支持相对要弱一些。但是也有75%左右的支持度，所以当时他们做了这样的工作，影响力也比较大，但是共产党对于那场政变是没有思想准备的。所以在整个过程中是被动的。

问：后面用了两个调研的案例，那么这样的论述究竟想要证明什么？

答：文章介绍的是一个城市的年轻的女生，在出发之前要将衣服全换掉，换成当地农民穿的衣服，要把头发全部编起来。在农村选择住的是一个贫穷寡妇家里，她家里的东西用两个手都能数清楚，家里面都没有杯子，所以她调研的时期是没有喝过茶的。那么作者想要给我们看的是，当初这样的组织是如何开展工作的，有跟农民对话的部分，有帮助农民生产生活的部分，后来作者在文中后面说为什么要让我们看这些很平淡无奇的细节，没有惊天动地的大事情，也没有国际形势，主要是农民生计问题，提升农民对于他们周边的生活和状态的认识，比如说你被剥削了，剥削你的人是怎么来剥削的。我觉得，因为这段历史是完全被屏蔽的，这些死难者在政府这么多年的宣传中都是被妖魔化的。作者通过这篇文章给我们看，做农民工作的是这样的人，她到农村做了这样的事情，下农村的这个年轻女生还有自我批评的地方，自己哪些地方做得不够好等等。她看起来是一个可亲可敬的、希望帮助农民，改善农民生活的这样一个人，不是妖魔化的这种人物。作者说，看起来他们做的事情很小很枯燥，但是这些也是我想说的事情，这些activists（活动家们）不是阴谋论者，不是整天就想着绑架谁。他们想要做的是真切地理解农民的生活，理解农村的状态。而他们居然就是大屠杀的受害者，作者想要给我们看的是这样的事实。

放在大背景下，看到这部分人几十年来被妖魔化，几十年来都未被停止。那把这部分人真实展现出来，哪怕最平常最枯燥的真实，它都有震撼力。所以，我是这么来理解作者为什么给我们看这两个做农村工作的人他们的下乡笔记。

我同意刚刚一位小伙伴的看法，大屠杀发生的背景恰恰包括了多党制和民族资产阶级改良。尽管印尼共产党当时实际上已经放弃了革命的主张，走议会的道路，而且苏加诺政府走的是一个民族资产阶级的改良道路，这些也不容于西方，仍然遭遇了西方势力支持的大屠杀。

印尼农政变迁参考文献

1. Ben White (2016) Remembering the Indonesian Peasants’ Front and Plantation Workers’ Union (1945–1966), The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43:1, 1-16.

2. Frans Husken and Benjamin White (1989) Java: Social Differentiation, Food Production and Agrarian Control, in Hart, Turton, White eds. Agrarian Transformations: Local Processes and the State in Southeast Asi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p. 235-265. 

3. Ben White (2005) Java and social theory : agrarian debates, past and present, in The Java that never was : academic theories and political practices, Munster: Lit Verlag, pp. 157-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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